“怎麼我採訪的所有人都在說改革?”3月3日,全國政協開幕,一名記者結束採訪後跟同事說,“我都快聽暈了”。
  改革,改革,還是改革。人民大會堂里,李稻葵委員本來只是笑著沖記者擺擺手,但往前走了十幾步,最後還是停了下來。讓這位經濟學者感興趣並留下來的話題是“改革”。
  北京國際飯店,葛劍雄委員的房間里最多時擠進十多名記者,最晚的採訪電話已經快到夜裡12點了。自打到駐地報到後,這位復旦大學教授已經跟不同的媒體談了好幾輪“高考改革”。
  “你說得對,我現在更多關註改革的話題。”清華大學教授王名委員帶著電腦和保溫杯來到駐地賓館大廳,對圍在身邊的記者說。正打算在房間里寫文章的他,被一個“關於改革話題”的電話叫了下來,聊了整整一下午。
  不過,在一些曾經報道過兩會的記者印象中,幾年前,“改革”還是讓代表委員愣神兒、讓一起採訪的同行“翻白眼”的問題。“跟一個市委書記本來聊得好好的,結果一聽‘改革’人家拔腳就走。”有人說,“可能覺得採訪改革這樣的話題挺空的,願意談這個話題的要麼是老頭子,要麼是‘閑人’。”
  去年兩會期間,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鴻委員曾對媒體表示,當下的“左右之爭”不僅會撕裂社會,也會對改革的持續進行造成阻礙。一年後再次接受媒體採訪,他告訴記者,全面深化改革已經進入“施工期”,“可以說,在改革這個問題,大家已經達到了‘喜大普奔’”。
  不只一位來北京參會的代表委員提到,“改革”又回來了。在東部,上海自貿區這塊實驗田不再僅僅向中央要優惠政策,而是創新建立“負面清單”管理制度。“自貿區就是開放促改革,要適應開放型經濟,必須要創新制度,要改革。”參與自貿區法規調研工作的陳晶瑩代表說。身處西部,貴州黔東南州州長廖飛代表也感受到“下放行政審批事項”帶來的改革信號,“也許沿海地區已經出現的問題,我們若干年後可能才能碰到,但對改革的決心不能有差異。”
  “現在是正兒八經在動,一點兒都不帶含糊的。”王名說。這位學者聽到改革歸來的腳步,首先來自他長期關註的民間組織領域。“社會體制改革去年3月開始,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指導意見9月出台,11月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社會治理現代化。這三個問題,我原來的判斷是要分三個階段,每個階段要用5年時間。結果同一年,不同階段同時起步。”
  王名還在為社會改革的速度感嘆時,又收到了衛計委的提案回覆。那時,他已經連續四年提交調整人口政策、放開二孩的提案。第一年,計生委的回覆很明確,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不能動搖,“根本不予討論”。第二年是“感謝你的關註”。如今,計生委變成了衛計委,回覆中也出現了跟往常完全不一樣的句子:“你們的建議很好,很有參考價值,我們會抓緊研究具體方案,啟動相關工作”。
  朱良玉代表則是在同事孩子的借讀手續里,看到改革帶來的痕跡。2013年兩會時,這位保安公司的副經理反覆向媒體訴苦:一名在北京工作18年的保安,想讓孩子在北京上學,可借讀手續怎麼都辦不下來。今年,“我們5個項目經理的孩子辦借讀都比較順暢,不像往年還得找門路。簡政放權落到實處了。”他說。
  如今,68歲的葛劍雄還記得他所經歷的三輪改革。“1978年的改革是振奮人心的,那時改革最大的公約數就是徹底否定‘文革’,國家已經山窮水盡,只要一努力,辦成事就能贏得人心。當時我們科研人員聽鄧小平講,‘六分之五的時間搞科研’,大家激動啊,以前整天開會,現在一個禮拜政治學習只要一天就可以。改革的起點低,所以很容易調動積極性。1992年那一輪改革,是在沉悶的氣氛中聽到鄧小平的聲音,這一次抓的重要一環是經濟發展,大家看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成果。如今,改革會觸動很多人的利益,中央的精神如何真正落實,不容易。”他說。
 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,施芝鴻在《人民日報》上發表文章《準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》。22年前,《解放日報》曾連續發表4篇署名為“皇甫平”評論文章,成為1992年春鄧小平南方談話的先聲。施芝鴻就是“皇甫平”作者之一。
  “現在的問題是,如何把‘喜大普奔’落實到行動上,變成‘攜手齊奔’。不要因為對改革的誤解和曲解,再造成改革的破裂和撕裂。改革過程中也不要因為碰到這樣那樣的挑戰,就動搖我們的共識。”施芝鴻說。
  距離人民大會堂20多公裡外,50歲的家政工朱曉蓮正在電視和報紙中尋找改革的“好消息”。朱曉蓮曾是改革的受益者,“鄧小平說分地那一年,我在十畝半地幹了一年,從那年起,自己種地也能吃飽了。”如今,這位來京務工25年的母親,最盼望“國家能同意咱外地孩子在北京高考”。“現在我孩子就要在老家考完了,但我還是希望有這個改革,因為像我這樣的人,還有千千萬萬。”她說。
  本報北京3月3日電  (原標題:改革 改革 還是改革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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