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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怎麼我採訪的所有人都在說改革？”3月3日，全國政協開幕，一名記者結束採訪後跟同事說，“我都快聽暈了”。
　　改革，改革，還是改革。人民大會堂里，李稻葵委員本來只是笑著沖記者擺擺手，但往前走了十幾步，最後還是停了下來。讓這位經濟學者感興趣並留下來的話題是“改革”。
　　北京國際飯店，葛劍雄委員的房間里最多時擠進十多名記者，最晚的採訪電話已經快到夜裡12點了。自打到駐地報到後，這位復旦大學教授已經跟不同的媒體談了好幾輪“高考改革”。
　　“你說得對，我現在更多關註改革的話題。”清華大學教授王名委員帶著電腦和保溫杯來到駐地賓館大廳，對圍在身邊的記者說。正打算在房間里寫文章的他，被一個“關於改革話題”的電話叫了下來，聊了整整一下午。
　　不過，在一些曾經報道過兩會的記者印象中，幾年前，“改革”還是讓代表委員愣神兒、讓一起採訪的同行“翻白眼”的問題。“跟一個市委書記本來聊得好好的，結果一聽‘改革’人家拔腳就走。”有人說，“可能覺得採訪改革這樣的話題挺空的，願意談這個話題的要麼是老頭子，要麼是‘閑人’。”
　　去年兩會期間，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鴻委員曾對媒體表示，當下的“左右之爭”不僅會撕裂社會，也會對改革的持續進行造成阻礙。一年後再次接受媒體採訪，他告訴記者，全面深化改革已經進入“施工期”，“可以說，在改革這個問題，大家已經達到了‘喜大普奔’”。
　　不只一位來北京參會的代表委員提到，“改革”又回來了。在東部，上海自貿區這塊實驗田不再僅僅向中央要優惠政策，而是創新建立“負面清單”管理制度。“自貿區就是開放促改革，要適應開放型經濟，必須要創新制度，要改革。”參與自貿區法規調研工作的陳晶瑩代表說。身處西部，貴州黔東南州州長廖飛代表也感受到“下放行政審批事項”帶來的改革信號，“也許沿海地區已經出現的問題，我們若干年後可能才能碰到，但對改革的決心不能有差異。”
　　“現在是正兒八經在動，一點兒都不帶含糊的。”王名說。這位學者聽到改革歸來的腳步，首先來自他長期關註的民間組織領域。“社會體制改革去年3月開始，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指導意見9月出台，11月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社會治理現代化。這三個問題，我原來的判斷是要分三個階段，每個階段要用5年時間。結果同一年，不同階段同時起步。”
　　王名還在為社會改革的速度感嘆時，又收到了衛計委的提案回覆。那時，他已經連續四年提交調整人口政策、放開二孩的提案。第一年，計生委的回覆很明確，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不能動搖，“根本不予討論”。第二年是“感謝你的關註”。如今，計生委變成了衛計委，回覆中也出現了跟往常完全不一樣的句子：“你們的建議很好，很有參考價值，我們會抓緊研究具體方案，啟動相關工作”。
　　朱良玉代表則是在同事孩子的借讀手續里，看到改革帶來的痕跡。2013年兩會時，這位保安公司的副經理反覆向媒體訴苦：一名在北京工作18年的保安，想讓孩子在北京上學，可借讀手續怎麼都辦不下來。今年，“我們5個項目經理的孩子辦借讀都比較順暢，不像往年還得找門路。簡政放權落到實處了。”他說。
　　如今，68歲的葛劍雄還記得他所經歷的三輪改革。“1978年的改革是振奮人心的，那時改革最大的公約數就是徹底否定‘文革’，國家已經山窮水盡，只要一努力，辦成事就能贏得人心。當時我們科研人員聽鄧小平講，‘六分之五的時間搞科研’，大家激動啊，以前整天開會，現在一個禮拜政治學習只要一天就可以。改革的起點低，所以很容易調動積極性。1992年那一輪改革，是在沉悶的氣氛中聽到鄧小平的聲音，這一次抓的重要一環是經濟發展，大家看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成果。如今，改革會觸動很多人的利益，中央的精神如何真正落實，不容易。”他說。
　　十八屆三中全會後，施芝鴻在《人民日報》上發表文章《準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》。22年前，《解放日報》曾連續發表4篇署名為“皇甫平”評論文章，成為1992年春鄧小平南方談話的先聲。施芝鴻就是“皇甫平”作者之一。
　　“現在的問題是，如何把‘喜大普奔’落實到行動上，變成‘攜手齊奔’。不要因為對改革的誤解和曲解，再造成改革的破裂和撕裂。改革過程中也不要因為碰到這樣那樣的挑戰，就動搖我們的共識。”施芝鴻說。
　　距離人民大會堂20多公裡外，50歲的家政工朱曉蓮正在電視和報紙中尋找改革的“好消息”。朱曉蓮曾是改革的受益者，“鄧小平說分地那一年，我在十畝半地幹了一年，從那年起，自己種地也能吃飽了。”如今，這位來京務工25年的母親，最盼望“國家能同意咱外地孩子在北京高考”。“現在我孩子就要在老家考完了，但我還是希望有這個改革，因為像我這樣的人，還有千千萬萬。”她說。
　　本報北京3月3日電　　（原標題：改革 改革 還是改革）